《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张 林、李海央等：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变
作者：张 林1, 2 李海央3 梁义娟1,2
作者单位：1.西南大学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2.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1期
一、引言
金融与经济共生共荣，金融服务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金融服务也转向高质量发展。而且，纵观中国“三农”问题演进历程可知，无论是农业转型升级、农民持续增收还是农村经济稳定增长，都离不开高质量的农村金融支持。当然，农村金融唯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有效地把稀缺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从而更好地助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已有较多文献关注金融发展质量或金融业高质量发展问题，专门针对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还很少见。虽然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宗旨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一样，都是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二者在基本要求、时代语境、发展目标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对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开展区别研究仍有明显的理论价值：其一，在研究范畴上，中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或其他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在内容范畴、侧重点、现实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不能简单地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状况推断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水平和典型特征，而需要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实际情况，专门对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其二，在研究内容上，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渐进式改革过程，对这一过程的任何理解，都应该将逻辑推演与现实情况结合起来，利用多种统计分析手段全面考察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揭示特征变化背后的客观规律和障碍因素，如此才能获得关于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具针对性和直接性的正确认识。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分析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拓展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范畴。二是从“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两个方面构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各省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分析样本期内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总指数和方面指数特征，为全面掌握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水平和演变趋势提供经验证据。三是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方法研究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时间演进特征，采用Moran’s I指数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刻画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关联网络特征，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与分解方法研究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为掌握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和寻找差异化推进路径提供依据。
二、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质量和效益替代规模和速度，是质量主导数量、“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可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既包括“量的扩张”，又包括“质的提升”，是“量”和“质”的协调统一（马茹等，2019）。与之相契合，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正是数量扩张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李海央等，2022），其内涵理应包括“量”与“质”双重维度。因此，本文将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概括为“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两个方面。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之“量的扩张”外在表现应为农村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能够快速地、便捷地、以可负担成本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金融资源和金融服务，这正是农村金融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和金融发展成果共享的基本要求，也是农村金融供求均衡、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协调的重要表现。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之“质的提升”外在表现应为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可持续和农村金融机构经营可持续，具体来讲就是农村金融市场份额逐渐上升，市场效率不断提高，农村金融市场实现良性有序竞争和可持续发展，农村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可控和经济效益稳定增长，具备持续为农村经济服务的环境、条件、能力和意愿。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之“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两个维度并非平行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共生共荣的互动关系。“量的扩张”是“质的提升”的基础，离开“量的扩张”的“质的提升”则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忽视农村金融的“质的提升”，盲目追捧“量的扩张”无疑会不断扩大农村金融风险，最终前功尽弃。
三、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与测度方法
（一）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从农村金融“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两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其中，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量的扩张”方面指数由“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2个分项指标构成。覆盖广度分项指标包括每万人拥有主要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每万人拥有主要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每千平方公里拥有主要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和每千平方公里拥有主要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4个正向基础指标。使用深度分项指标包括涉农贷款密度和涉农贷款深度、农业保险密度和农业保险深度4个正向基础指标。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质的提升”方面指数由“市场发展可持续性”和“机构经营可持续性”2个分项指标构成。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可持续性分项指标包括农村金融集聚度、涉农信贷市场份额、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业保险市场份额等4个正向基础指标。农村金融机构经营可持续分项指标包括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农业保险赔付率2个负向基础指标。
（二）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数测度方法
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7－2019年，研究样本包括中国除西藏、香港、澳门、台湾以外的其他30个省份。
首先，本文统一使用基期年（2007年）各指标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对基础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差异。
其次，本文采用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标的权重，其中，主观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等权重法确定，客观权重采用CRITIC法确定，然后以三种方法所得权重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指标最终权重。
最后，本文计算各指标的加权无量纲化值，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计算各省份各年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总指数和两个方面指数。
四、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事实
（一）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总指数的演变特征
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总指数的平均值和中位数都表现出逐年上升变化趋势，尤其是2016年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大多数省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总指数偏低，同时也有少部分省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总指数特别突出。中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梯队分布特征。
（二）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方面指数的演变特征
总体来看，全国和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量的扩张”方面指数的平均值在样本期内保持逐年增长趋势，在2016年后开始加速。“质的提升”方面指数平均值在样本期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全国平均值长期低于50，在2011－2016年间甚至出现下降趋势。“量的扩张”方面指数平均值早期明显低于“质的提升”方面指数平均值，后期超过“质的提升”方面指数并逐渐拉大差距。
障碍度分解模型结果表明，衡量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质的提升”的基础指标中有5个指标均为排名前五的障碍因子，这说明目前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短板集中在“质的提升”方面。
（三）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方面指数间的关系分析
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两个方面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在2013年以前为负，2014年以后为正，且相关系数不断扩大。利用z-score标准化方法将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量的扩张”方面指数和“质的提升”方面指数标准化处理后放入二维坐标系中，以标准化处理后的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两个方面指数平均值为依据，将平面划分为“高速高质”“低速高质”“低速低质”“高速低质”4个象限。研究发现，2007－2013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总体处于“低速高质”阶段，而且农村金融总量不断扩张，农村金融质量却有所下降；2014年以后，中国农村金融总体处于“高速低质”的发展阶段，但“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自2016年以后表现出明显的协同性，2019年已经进入“高速高质”发展阶段。
五、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时间演进
特征分析
（一）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分析
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样本期内全国和三大区域核密度分布曲线的中心位置及分布区间都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右移，均呈现出明显的“低侧高峰”和右拖尾特征，且波峰高度逐渐下降，波峰宽度逐渐扩大，样本前期全国和三大区域均表现出“双峰”甚至“多峰”形态，后期逐渐变成“单峰”形态，即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但也表现出一定的两极分化现象与梯度效应。
二维联合概率密度函数估计结果表明，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低水平集聚效应，低水平地区仍倾向于继续保持低水平，即陷入“低水平陷阱”；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地区未来发展水平可能出现分化，即存在不稳定的“高质量发展极”。
（二）马尔科夫链分析
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矩阵分析结果表明，样本期内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保持状态稳定的概率较高，同时存在“高质量发展极”和“低质量发展陷阱”的集聚效应。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向邻近状态转移，有个别省份出现向上跨级跃迁，也有个别省份存在衰退风险，但尚未出现向下跨级滑落的现象。
六、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特征分析
（一）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以Moran’s I指数为基础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并非表现出随机状态，而是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现象。各省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在空间地理分布上存在明显的依赖性和异质性，主要表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特征，而且这种空间集聚分化现象还有加剧之势。
（二）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分析
网络密度与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孤立发展的地区，网络的关联性和连通性较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稠密化和复杂化特征；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存在一定的等级性和较强的多重叠加效应，不同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省份都可能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但不同省份间的溢出效应并非对称的。
空间关联网络的个体结构特征结果表明，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省份在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核心位置，起着较强的掌控支配作用和虹吸作用，处于极化作用大于涓滴作用的阶段；河北、山西、辽宁、吉林等省份长期处于边缘位置，较少享受到其他省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红利溢出，在整个关联发展过程中获益较少。
核心－边缘结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也呈现出集聚态势，空间关联网络的核心区省份减少、边缘区省份增多，即表现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三）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分析
Dagum基尼系数测算及分解结果表明，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总指数的基尼系数在样本期内呈上升趋势，即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省际差距不断扩大，没有表现出收敛趋势。地区间差异对总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在样本期内呈现出“扩大－缩小－扩大”的演变趋势，但一直相对较低。地区内差异和超变密度是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省际差异的主要来源，两者贡献率之和超过80%。地区内差异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仅在2010－2012年有短暂的下降。地区间差异总体上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变化趋势，2011年为最小值0.06。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稳定的逐年上升趋势，且2016年后逐渐加速上升，但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主要依赖“量的扩张”，“质的提升”增长缓慢是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自2016年以来表现出较强的协同性，2019年后进入“高速高质”发展阶段。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区域梯度效应和“高质量发展极”与“低质量发展陷阱”并存的集聚效应。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关联网络通达性，且存在多重叠加现象，但关联紧密程度有待提高。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地区内差异和超变密度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一是摒弃“唯规模”“唯速度”的发展模式，强化“质量”意识，正确处理好规模、速度与质量之间的关系，优化农村金融机构绩效评价体系，注重从质量角度评价农村金融发展成果。二是根据各类金融组织的比较优势，明确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的战略定位和业务边界，营造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建立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扩大农村金融覆盖广度。三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度下放农村金融机构的创新权限，允许农村金融机构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提升农村金融使用深度。四是统筹制定区域农村金融发展规划，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扶持的政策，加快农村金融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化解各区域农村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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